薛子正向胡临聪解释两党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胡听都听不进去。他当时认为最得意的是，薛子正说，建设祖国需要大量人才，共产党在这方面能做出重大贡献时，他便反问一句：'靠你们小学毕业，都可以招收进去的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生，能制造出火车、轮船、汽车等吗？'薛子正对他这种恶意攻击并不生气，总是耐心说服他，他哪里高兴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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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良

说到这里，他便长叹一声，我要聪明点，能交上这样的老乡做朋友，我怎会走上最后这种绝路。当他看到报纸上薛子正已当上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时，更悔恨没有听他的话，如果不打那场内战，又何至于当战犯呢！

不过他认为，那时他是相信三个月可以消灭共产党的，所以，当时绝不会考虑到什么国共应继续合作建国的问题。当日不聪明还情有可原，而最不聪明的是淮海战役中他任川军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部的军长时，没有兵团司令孙元良聪明，老早就准备好一套半新不旧的便衣和鞋帽，到'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时，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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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

可是他却忠心耿耿，还认为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当黄维的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围困时，十六兵团奉命去策应突围，以徐州西南15公里之孤山集作为第一攻击目标，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总算把孤山集和白虎山攻占下来，他又指挥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乘势去占领孤山集东南之纱帽山。这么一点小胜，孙元良和杜聿明都打电话向他祝贺，两人都很高兴地告诉他，国防部新闻局发言人张师六现陪同美国记者数人，并特别指明其中有麦克阿瑟元帅派来考察战况的一名高级军官，伪装记者，一同要到前线视察、观战。孙、杜两人对这些人都非常重视，认为与今后能否获得美援有关，命他特别努力，督励部队格外奋勇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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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占领纱帽山，他下令一二二师要不惜一切牺牲，务求攻占，除令军部直属野炮营，及临时拨归指挥之七十七军野炮营以强大炮火协同步兵作战外，他还亲临前线指挥，发射的炮弹近2000发，小小纱帽山已差不多被夷成平地，总算在美国记者们一片'顶好'声中，攻下了这一弹丸之地。

他原来以为只要占领了纱帽山，就可进出曹村车站了，便命令一二四、一二二两师继续向南进攻。只要拿下芦村蓉和圆山，曹村车站就不成问题稳可攻下。

美国记者们刚走，一群男女立法委员又从南京乘专机赶来四十一军军部所在地的白虎山指挥所观战。当然，他更加感到高兴，满以为从此便能逐步转败为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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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堆集淮海战役纪念碑

没有料到这两批观战的人一走，士气也随之而去，可能是因为外国通讯社和中央通讯社发出的战场捷报已被许多报纸刊登来，不但眼看到手的曹村车站没有能攻下，而且连原来攻占的几个据点也被解放军又夺了回去。

他始终不忘的是1948年11月29日那天下午，兵团司令孙元良突然到前线集合四十一、四十七两军的军、师长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剿总'已奉命放弃徐州退守淮河南岸之线。所有各兵团定即日经萧县、永城地区向淮河南岸撤退。十六兵团担任掩护大军主力撤退。

这一几十万大军的伟大撤退'壮举'，他滔滔谈过几次，这里就不多说，只提一件令人发笑的事。在撤退途中，四十一军奉令派一个团去接替第二兵团王屏南补充旅的阵地，谁知王没有等到派去的部队接防就被解放军消灭掉了。去接防的部队也不弄清情况，就毫无戒备地进入村庄，被守候在那里的解放军突然袭击，因猝不及防，一个团很快就被全部消灭了。真是送上门去让人缴械，当了一次义务武器输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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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弥

1949年1月10日，第十六兵团全部与第十三兵团李弥部同在萧县西南大小陈庄、赵家楼、僖山一带被解放军围歼，当时两个兵团司令孙元良、李弥都化装潜逃。胡临聪和四十七军军长汪匣锋及副军长、参谋长等均被活捉。当然，胡临聪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但他在谈到这一天被俘的时候，往往久久不语，这是在后悔没有能像何基沣、张克侠等战场起义，也没有像孙元良、李弥一样临阵逃脱，结果当了俘虏。我曾开玩笑地和他说过：'如果你也和他们一样聪明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成为要好的朋友了。'

在北京战犯改造所中，一提起李帆群，许多人都有一种不知怎样去形容他的表情。'李帆群这个人怎样？''和你的看法差不多！'这是用什么态度来回答呢？这些老于世故的人，都是懂得使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的，因为大家都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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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基沣

此君虽可区别于四位鼎鼎大名的'惹不起'，他是不会和人大吵大闹，甚至动拳挥脚的，但他的笔尖儿却可以和《西厢记》中的张生一样，能横扫这些带领过比千军万马还多得多的将军们。只要他在墙报上贴出一张质问某某号'同学'的小字报，这就会使许多人感到头痛。因为这不同于争争吵吵，使用舌剑唇枪就行，而要同样用文字来答复，这就非同小可了！

战犯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长期耍枪杆子的，你如和他们拍桌子、瞪眼睛，他们都会毫不示弱，但耍起笔杆子来，除少数如宋希濂、徐远举、文强等屈指可数的'文武双全'外，大都是一拿笔就昏昏然。所以，谁要在墙报上质问他一下，这比骂他几声'反革命'和'顽固堡垒'还不好受。吵一吵，谁是谁非不易弄清，多一句少一句也吃不了大亏，而一旦上了墙报，看到的人便多，甚至是全都知道，这还不要紧，墙报还得收回去，送到管理员那里去存档。这是关系到前途的重大问题，谁不害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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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侠

李帆群下笔特别快，一顿饭工夫，一篇质问某某的墙报保准能写好。这当然和他的出身与过去的职业有很大关系。他是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分配工作时，许多学生都愿去大城市工作，他却愿去刚刚赶走了盛世才的新疆。谁都知道，过去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杀人如麻，即使是中央派去的人，也都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一不顺眼，便马上人头落地或永久失踪。盛世才被赶走之后，国民党可以掌握到新疆的军政大权，许多单位都出现了'真空'得有人去填补。李帆群便自告奋勇愿远去边疆，当然得到了上级的表扬，马上任命他为《新疆日报》的主编。这个刚从新闻系毕业的学生，连外勤记者、内勤编辑都没有当过的年轻人，走马上任就成了省报的主编，所以一向是很骄傲的。而更使他得意的是：新疆解放前，国民党省党部几个头头一看大势不好，赶紧选择了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走为上计。大头走得了，中小头头走不了的，便想过几天官瘾，自己封起官来，只要发一个电报，保险可以照准。李帆群既出身于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又是省报的负责人，便被封为代理新疆省党部书记长。这在他一生中，是再没有比这更走运了。可是好景不长，新疆很快和平解放，他也就成了阶下因，被送进了劳动改造队（简称劳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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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匣峰

不知道古人中哪一位预吉家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名言（恕我读书太少，真是不知出自何人之口）:'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李帆群挥汗流泪劳改了几年，居然又时来运转，1956年，把他从新疆劳改队选调到了北京战犯管理所，这一下比他代理省党部书记长更加走运，更引起了上下的劳改人员的羡慕。因为集中到北京来加速改造，这差不多等于过去中了举人选送太学来学习。因为谁都知道，集中到北京来的，武官是军长一级，文官是省主席一级，特务是将官级。他一个省党部代理书记长也被挑选上了。这不但引起许多人的羡慕，更引起不少人的嫉妒。甚至有人发牢骚说怪话，说共产党人太不了解情况，把国民党党部的书记长也误为像共产党书记一样，是掌握大权的主要负责人，这样糊里糊涂把李帆群当作重要人物挑选到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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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

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交道几十年，打仗也打了20多年，不少老一辈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期间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连我也可以数得出来一大批当过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跨党的中下级干部就数不胜数了，难道会连这一点都弄不清楚吗？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所谓造反派头头的确是弄不清楚的，他们看到我写的材料中，没有在国民党前面加一个'匪'字，便严厉质问我，为什么不加上匪字？我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加上匪字，那不连现在一些当过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大首长也骂了吗？'我的话音刚落，一记耳光朝我脸上狠狠抽过来，幸亏我从小习武，一下闪开，对方一掌打到墙上，摔了一个趔起，几乎倒下去。我连忙说，'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文件上都有的'，并且很快找出文件来。他们才如同读《天方夜谭》一样，第一次听到这种怪事似的，在不承认自己太无常识而又死要面子时，只好骂上一句：'过去的都过去了，不准你再提这些！'阿弥陀佛！我总算化险为夷，以后宁可加上一个匪字，也不愿自找麻烦，要骂匪的话，谁都骂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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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既能弄清国民党内的什么书记、书记长一类的人，只是和行政机关的秘书长、军队中的参谋长一样，不是主要负责人，只是一个幕僚长，完全不同于共产党组织中的第一把手书记那样，为什么会把李帆群和河南省党部代理书记长李佩青也当成重要人物集中到北京呢？我也是直到特赦之后，才弄清楚的。

1956年，毛主席下令，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进行加速改造，主管部门在执行这一项命令时，便从全国许多监狱、劳改单位去挑选。据说被俘的战犯中，够这一条件的最多的是军长一级的将军。行政官员和特务也能凑出一批，唯独党官太少，只请出一位是专门负责党务工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庞镜塘。另外几位中央委员都是以军职为主，如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都是带兵打仗不是专搞党务的。说来也实在令人有点气愤，因为抗战胜利后，许多带兵的将军们都不希望再打仗，以为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接收胜利果实的清福了。他们都很清楚，打仗不但要打死人，而且战场上的生活也远不像大城市的生活一样舒适。但国民党从总裁到许多党官，却坚持要实行一党专政，不能让共产党分去一部分天下，所以非要消灭不可。等到战争一开始，叫得最厉害、喊打喊得最起劲的是国民党的党官们，看到战争失利，跑得最快、跑得最远的也是这些党官。所以被俘的多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傻头傻脑的将军们。

虽然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那么多，但被俘的却只有一位书呆子庞镜塘。他是听了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和副司令李仙洲的话，没有和他的夫人一同跑到台湾。这两位将军曾拍着自己的胸膛向他保证过：'俺们有十几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还怕打不过只有步枪迫击炮的共产党军队？想当年日本军队装备比俺们好得多，还有飞机，俺们也熬过来没有当俘虏。你放心好了！'结果这位书呆子和这些将军们一同成了高级战俘后，他也不愿埋怨别人，只自己宽慰自己：'此党国之灾，非人力可挽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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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改造所

既奉命要集中党、政、军、特战犯，（党）只有一个庞镜塘，未免太不够味儿，便只好降格以求，总算找出了两个省党部的代理书记长，也可以勉勉强强对付得过去了。这两位由劳改犯超级提升成为战犯，也许与先人埋葬的地方风水有关吧！李帆群相当聪明，只是喜在心里，而李佩青却喜形外露。他在国民党政府中，最高的职务是七品芝麻官，当过一届小小县长，河南快解放时，当了几天省党部代理书记长，猛一下把他从劳改农场集中到北京，和过去他只能从报纸上看到的这许多大官在一起，立刻有点飘飘然。虽然在学习时他谈不出什么高深的理论，但他却有一手绝招，敢于暴露思想，从吃肉到想吃鱼，吃到鱼又想吃鸡，领到新棉衣还希望能发一件新大衣等所谓见不得人的丑恶思想。每次不论学什么，谈什么，他都能顺嘴溜出一大串来，别人也乐得少讲话。稍许聪明点的人都懂得'言多必失'，一个不留心'失'了一句，够检讨的，所以，谁都不愿阻止他发言，半天学习时间都让他一个人占去，谁也不会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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